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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要降低3.1%以上，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減少2%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別減少3%左右和5%左右……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治理環境污染明確了一系列量化目標，凸顯政府切實整治環境問題的決心。圍繞環境綜合整治的相關熱點，半月談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環境保護部原副部長周建。
環境質量的改善需要一個過程
記者：如何理解現階段我國環境問題的階段性特征?
周建：現階段我國環境問題的特征首先是污染負荷嚴重超過環境容量。
一些研究結果顯示，全國大部分省區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顆粒物、氨氮這幾個主要指標的排放總量比環境容量都高出不少，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環境超載現象尤為突出，其中PM2.5的排放總量超過環境自凈能力的90%以上。
盡管“十一五”以來我們花大力氣投入污染減排，但減排成效大都被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新增污染負荷所抵消，造成環境質量沒有出現明顯改善。
環境質量的改善仍將是一個緩慢推進的過程。說進展緩慢，因為我們治污的進程離公眾的要求，還有差距。比如我們的能源結構中煤炭仍然占了66%左右。歷史積累的舊賬還沒還完，新賬又來了，現在污染復合型、疊加型、壓縮型等新情況不斷出現，一些新型污染物進一步增加治污的難度。下一步的環境治理我們將面臨不小的挑戰，但我們的決心從未動搖。
還有就是，公眾環保意識空前增強，目前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對環境權益的訴求處于不斷高漲的階段。老百姓非常關注環境與健康，這是好事，也是時代的特征。
記者：您剛才談到能源結構中的煤炭比例問題，如何看待煤炭占比居高不下的問題?
周建：能源結構對環境的影響是根本性的，能源結構中煤炭占比高是大氣污染的重要成因。能源結構調整是個大事，但也不能脫離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談能源結構，目前我們的發展需要煤炭，離不開煤炭。
如何高效清潔地利用煤炭，減少污染排放才是關鍵。比如，大幅提高煤炭洗選率，加快煤炭就地轉化，集中發電后遠程輸送，加強火電和燃煤鍋爐脫硫脫硝除塵設施改造和技術升級。同時，也要不斷發展水電、風電、核電和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
霧霾的長距離輸送是個重要問題
記者：如何理解科學治霾、系統治霾?霧霾長距離、遠距離輸送問題如何破解?
周建：科學治霾就是要根據其構成和產生的原因，分別加以防控和治理。要科學施策，不斷加強電廠脫硫脫硝除塵，機動車尾氣治理，油品提質，農村散煤整治，也包括居民良好生活習慣的養成等。治霾將是一個艱苦的過程，要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這也是“大氣十條”所要求的。
科學治霾，必須注重系統性，必須嚴防嚴控。霧霾的長距離、遠距離輸送，是個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比如海南島，本身沒什么工業，但海南為什么會出現霧霾，根據一些機構的研究，遠距離輸送，對海南霧霾的貢獻大概占據了70%。
目前霧霾大范圍出現，京津冀、長三角已經連成一片，包括山東、山西、內蒙古、湖北、安徽，這是一個大區域，有14個省區市，互相存在輸送關系。西南的云貴川渝是一個特定的區域。珠三角、廣西、福建，包括港澳地區，又是一個區域。
這幾個大區域的霧霾長距離輸送、大面積覆蓋，已經成為一種經常性的狀態。所以整個區域的聯防聯控非常重要，科學治霾，需要相關省份共同施策、目標統一、步調一致、措施到位、調度有序、協調順暢，對霧霾的系統控制應該進一步實施。
地方主要領導要有環境責任
記者：現在一些地方在試點推進利用干部考核的指揮棒來指導環境問題治理，您如何看待干部的環境責任?
周建：考核是一種行政措施，是一種制度安排，環保考核也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我們淡化GDP考核，強化環保考核，就是要增強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地方主要領導干部的環境責任。讓他們在意識上，理念上加以扭轉，不能把GDP作為唯一的政績，要把環境、生態、民生等等這些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列入綜合施政中。環境問題終身責任制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試點實行。
但是考核也需要一個良綱，政績考核和環境離任審計等，還有一個科學性的問題，比如指標如何確定，而且環境指標在一些方面量化還是有一定難度的，我們必須增加科學考量的研究。
記者：這些年除了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問題也越發引起老百姓的關注，治理土壤污染，重點和難點在哪?
周建：土壤的修復和還原，難度不小，首先是技術上的，全球包括發達國家，也沒有找到非常實用有效的技術。其次，成本太高。治理土壤污染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把被污染的土壤挖走焚燒、清洗，這樣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現在首先要進行摸底、詳查，把污染土壤的范圍、成因、程度查清楚，對一些污染重的地區，有針對性地采取一些措施。同時，進一步研發治理土壤污染的適宜技術。土壤污染有各種不同的成因和類型，有砷污染、銅污染、鎘污染、汞污染等等。根據各種污染的元素，和污染遷移轉化的規律，研究適宜技術，而且，技術成本要盡量低。
治理的重點，我想首先應該包括會對食品安全產生影響的敏感地區，有些地區就不能再種植莊稼和蔬菜了;其次是跟居民住宅緊密相連的地區;第三就是重化工、重冶煉等老的企業污染場地。
記者：農村環境綜合整治，量大面廣，而且對全國環境質量的改善和全面小康的實現都有重要影響，您如何看待農村環境問題治理?
周建：農村污染治理，首先要提高當地居民的環境意識，改變一些不良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態文明理念。同時加強對鄉村重點項目的支持也非常關鍵，比如沼氣、污水集中治理、規模化養殖的管理、糞便的處理、垃圾的收集轉運和處理等項目。我們還要把運行管理的機制建立起來，一般兩到三年就可以見效，就可以長期穩定地推行下去。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實施，一片一片地治理，規模效益就會很快顯現出來。
環境治理需要法治等綜合手段
記者：環境治理是個綜合系統工程，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發揮包括法治在內的各種方法和手段的綜合作用?
周建：首先需要強調的就是法治的理念。法治的理念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的各個方面。新環保法已經出臺了，最高法也有了司法解釋，環保部把今年定為環保法實施年。這些都是法治的全流程治理，法治的理念全面提升。
其次是市場力量要全面介入。我們以往的GDP里，還沒有包括環境污染損害和生態退化的成本。我們要把環境成本的代價納入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納入每個公民的日常支出和每一個企業的運行成本。
第三是提升科技的力量，環境問題治理的科技含量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第四是加強政府的有效環境管制。簡政放權要放管結合，一方面放權，一方面加強監管，沒有政府對環境問題的一些強制性措施，環境污染很難得到有效治理。
最后就是調動民眾、社團、NGO組織、媒體等社會公眾的積極性。多一份關注，多一份力量，全民族的生態文明意識、環境道德意識，就會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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